几天后，新的实验结果出来了。

    与理论推测完全一致：在这组完全缓解的小鼠肿瘤样本中发现了极其特殊的微环境改变：

    肿瘤细胞凋亡的方式是免疫沉默型凋亡，没有大量释放促炎因子，而是释放了抗炎信号和促修复信号；肿瘤相关的成纤维细胞从促癌表型转变为再生表型，开始分泌健康的细胞外基质；残存的肌肉卫星细胞被激活，表达肌源性分化标志物；甚至观察到了新生的毛细血管芽。

    “这不是单纯的杀伤，”杨平在讨论会上展示这些数据，“这是一场有序的交接。”

    他调整呼吸，试图用最准确的语言描述这个发现：

    “当K因子以特定方式、在特定时机触发了肿瘤细胞的身份验伪-清除程序时，它没有引发混乱的坏死和炎症，而是启动了一套程序性的退场机制，濒死的肿瘤细胞释放出修复信号，将微环境从支持肿瘤生长状态，重置为支持组织再生状态。”

    “这意味着，”他环视全场，“如果我们能精确控制K因子触发的清除路径和强度，我们可能实现的不只是肿瘤消除，而是伴随组织修复的肿瘤消除，这是真正的痊愈，而不仅仅是无瘤。”

    会场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这个前景太过震撼，超出了所有人最乐观的想象，要不是这话从杨教授口里说出来，大家一定不会相信。

    “但这只是个例，”唐顺谨慎地提醒，“三只小鼠，一种肿瘤，特定的接种部位.”

    “所以我们需要扩大验证，”杨平点头，“但首先我们要理解个例背后的原理。为什么是这种肿瘤？为什么是这个部位？K因子触发的到底是哪条具体路径，导致了这种有序退场？”

    他布置了新的任务：全面分析这只完全缓解小鼠模型中，肿瘤细胞从K因子结合到最终消失全过程的所有分子事件，转录组、蛋白组、代谢组、表观组，时间序列取样，单细胞分辨率。

    “我们要为这奇迹般的痊愈，绘制一张完整的分子路径图。”杨平说，“如果这条路存在，我们就要找到它、理解它、然后复制它，否则我们永远在表面打转。”

    全球样本的征集从未停止，但重点已经从广度转向深度。杨平要求对每一份有特殊反应的样本，无论是完全缓解、还是罕见副作用、还是意料之外的伴随效应，都进行最深入的多组学分析。

    与此同时，理论模型也在快速迭代。

    杨平将他的“三层模型”进一步细化，提出了细胞身份状态的理论框架：每一个细胞都处于一个由三个坐标定义的状态空间中：身份确认度是细胞表达正确身份标志的程度（TIM系统的功能）；功能适配度是细胞执行其应有功能的能力；秩序符合度是细胞对整体组织秩序的贡献程度。正常细胞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处于高值。

    癌细胞试图通过劫持身份确认系统，提高维度1的虚假读数，来补偿其低下的功能适配度和负面的秩序符合度。

    K因子的作用，是强行校正身份确认度的读数，暴露出维度2和3的真实低值，从而触发秩序维护协议。

    基于这个框架，杨平团队开始尝试做一件前所未有的工作：用这个假说理论来做一些预测。

    不是预测哪个基因突变会导致癌症，而是预测对于一个给定TIM变体表达的肿瘤，哪种K因子变体以何种方式作用，最可能触发哪条清除路径，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微环境后续效应。

    这需要整合结构生物学、系统生物学、计算生物学和临床医学的所有知识。

    南都医大数字医学实验室那边为了杨平的实验，特意构建了一个名为“生命逻辑模拟器”的人工智能辅助系统。

    系统的第一次实战测试，针对的是凯瑟琳博士从安德森癌症中心送来的一份特殊样本：一位对七种靶向药和两种免疫疗法全部耐药、理论上已无药可治的晚期结肠癌患者的肝转移灶活检标本。

    样本到达后72小时内，三博完成了TIM的快速测序和结构预测，这是一个罕见的TIM-F亚家族变体，在数据库中只有三例类似记录。

    模型小组将数据输入“生命逻辑模拟器”。

    系统运行了六个小时，整合了该肿瘤的转录组特征、微环境组成、患者全身免疫状态等1297个参数，最终输出了三条推荐策略：

    策略一（概率42%）：设计针对该TIM变体C端特殊环区的K因子变体，预测可能触发内质网应激相关的非经典凋亡；

    策略二（概率31%）：设计能同时结合该TIM和邻近PD-L1的双特异性K因子，预测可能同时触发凋亡和恢复T细胞杀伤；

    策略三（概率18%）：设计穿透型K因子，攻击TIM的跨膜区，预测可能诱导溶酶体途径的细胞死亡。

    “为什么概率都不高？”宋子墨问。

    “因为这是高度耐药的晚期肿瘤，”杨平解释，“它的系统已经经过了多重进化选择，劫持得更深，备用通路更多。我们的模型诚实地说：没有保证成功的策略。”

    “那选哪个？”

    杨平凝视着三条路径的详细分子机制预测。

    策略一最直接，但可能被肿瘤已有的应激耐受机制抵抗；策略二最巧妙，但设计难度大、生产周期长；策略三最新颖，但可能对正常细胞也有毒性。

    “做三个都做，”杨平决定，“但在优先级上我选三。”

    所有人都看向他。

    “教授，您的理由？”

    因为大家现在感觉已经跟不上教授的节奏的了。

    “从演化逻辑上讲，”杨平调出模型的深层分析，“一个肿瘤如果已经对如此多的靶向和免疫治疗耐药，说明它在应对细胞外攻击方面已经进化出强大防御。但穿透细胞膜、从内部攻击，这是它可能没有充分准备的战线。而且，溶酶体途径的死亡通常释放较少的促修复信号，更适合这种晚期、高度恶性的情况。”

    他顿了顿：“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想验证底层协议理论的普适性，我们需要测试不同类型的警报信号。跨膜区攻击是一种物理性破坏，是比构象改变更强烈的系统入侵警报。如果连这种信号都能被底层协议识别并转化为清除指令，那理论的根基就更加牢固。”

    但是设计穿透型K因子需要克服两大难题：一是让大分子蛋白能够穿过细胞膜，二是保证穿膜后仍能精准结合目标。他们借鉴了病毒穿膜肽和抗体穿透技术，设计出一种pH敏感的构象切换K因子：在肿瘤微环境的酸性条件下，暴露出穿膜序列和靶向序列；进入细胞中性pH环境后，穿膜序列隐藏，靶向序列完全暴露。

    没有个新理论，设计K因子是不敢想象的事情，第一个K因子不过是自然产生的，只是被偶然发现。

    宋子墨、唐顺、陆小路，他们已经感觉自己的知识不够用，教授说的这些东西他们很是迷糊，甚至完全听不懂。

    “教授……”唐顺不得不提出来。

    杨平摆摆手：“暂时听不懂没关系，先照我的去做，我着急知道每一次的结论，以后有空我会慢慢跟你们详细讲解。”

    从设计到生产出第一批实验用蛋白，用了一周时间。

    体外实验的结果令人振奋：这种新型K因子对耐药结肠癌细胞的半数抑制浓度（IC50）是传统K因子的五十分之一，而且确实观察到大量细胞死于溶酶体破裂途径。

    但真正的考验在动物模型。

    人源肿瘤异种移植小鼠在治疗开始后，出现了戏剧性的反应：肿瘤在前三天居然迅速缩小50%，然后进入平台期，第7天开始出现二次缩小，到第14天，六只小鼠中的四只肿瘤完全消失，两只残留小于10%。

    病理分析显示：肿瘤细胞确实经历了大规模的溶酶体途径死亡，但与预测不同的是，死亡过程相对有序，没有引发严重的局部炎症。残留的肿瘤床出现了明显的纤维化和血管退化，但没有观察到正常组织的明显再生。

    “部分符合，部分偏离，”杨平审视着数据，“但关键是它奏效了。对一个多重耐药的绝症模型，我们实现了完全或近完全缓解，虽然是动物实验，而且是最理想的环境下。”

    他抬起头，眼神坚定：“这意味着我们的理论框架是有预测力的。我们第一次不是靠试错，不是靠运气，而是靠对癌细胞系统逻辑的理解，设计出了有效的治疗策略。”

    “生命逻辑模拟器”的第一次实战，得分不算完美，但足以证明方向正确。

    就在三博团队沉浸在突破的兴奋中时，凯瑟琳博士在收到那份耐药结肠癌样本的治疗结果报告后，她沉默了整整一个小时，然后给杨平打了越洋电话。

    “杨教授，”凯瑟琳博士压低声音，“上周在苏黎世的一个小型肿瘤系统生物学研讨会上，有两个人做了非常有趣的主题演讲。一个是德国马普所的，他引用了癌细胞身份状态假说；另一个是MIT的，她在开发细胞命运决策的量子计算模型。这两个演讲，都引用了你们团队最近发表的几篇论文。”

    “那几篇论文里，你们提出了新的肿瘤分型框架，不是基于基因突变，而是基于细胞状态稳定性和身份信号熵值。当时很多人没注意，现在这两个演讲者注意到了。”

    “我知道科学是开放的，但商业和政治不是。”凯瑟琳博士直截了当，“杨教授，如果你们真的在接近某个根本性的发现，并且可能指导设计下一代疗法的理论，大药企的间谍、竞争对手的探子、甚至国家层面的情报人员，很快都会嗅到味道。”

    “我已经收到三家顶级药企的学术合作邀约，条件优厚得可疑。他们都拐弯抹角地打听三博的最新方向。我什么都没说，但别人不一定。”

    挂断电话后，杨平召开了核心团队保密会议。

    “凯瑟琳博士的提醒是对的，”杨平说，“我们的理论框架一旦完整公布，会改变整个抗癌药物开发的逻辑。从寻找靶点攻击到理解系统干预，这不仅仅是技术升级，是革命。而革命从来都会遭遇既得利益者的抵抗。我们遭遇的这样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两次。”

    “那我们怎么办？”宋子墨问。

    杨平缓缓地说：“我们加速，但在关键环节加强保密，所有原始数据只留在本地服务器，物理隔离。生命逻辑模拟器的核心算法模块加密。关键实验的样本编码只有我们几个知道对应关系。”

    他顿了顿：“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尽快完成理论的决定性验证。”

    “什么样的决定性验证？”陆小路问。

    杨平调出一份他秘密准备了数周的计划书。

    标题是：《“身份验伪”理论的终极验证：在人类肿瘤患者中的临床应用。》。

    挑选三到五位常规治疗已失败、预期生存期不足三个月的晚期癌症患者，根据他们肿瘤的详细分析，使用“生命逻辑模拟器”设计完全个性化的K因子变体，进行同情使用治疗。

    “这不是临床试验，”杨平强调，“这是原理验证，我们要证明，基于我们的理论框架，我们能够准确预测哪种干预策略对哪种肿瘤有效，并实现理论预测的疗效。”

    这风险极大。失败不只是治疗失败，更是理论被证伪。但成功将是照亮整个领域的光芒。

    “患者的筛选标准极其严格，”杨平继续，“必须是真正的末线治疗失败，必须有完整的肿瘤分子档案，必须有明确的TIM表达，而且，我们必须做好失败的心理和伦理准备。”

    “更重要的是，”他看向每个人，“这必须是纯粹的科研探索，不能有任何商业利益的沾染，所有费用由研究所承担。”

    “如果成功了”唐顺轻声说。

    “如果成功了，”杨平接过话，“我们将在历史上第一次证明：癌症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系统逻辑错误，并且可以通过系统纠错来治疗，这将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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