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芳战争并没有拖慢浦东经济开发区的建设步伐。1846年的传统新年，就在特区各地欢庆两个新区成立的锣鼓声中，越来越近了。

腊月十六，晨光微露。

一万两千余名陆家嘴乡亲，在里正陆文渊的带领下，穿戴整齐地聚集在老村口的空地上。他们今日是来与这片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土地作最后的告别。

五天前，最后一批乡亲搬进了陆家湾的陆家新村。按照管委会颁布的拆迁补偿方案，每户按人口分得人均五十平方米的院落。尚未成家的年轻人也获得了五十平米以上的单身公寓。新村内学校、幼儿园、商铺、广场一应俱全，水泥和柏油铺就的巷道两旁，迎春花已经发起嫩芽。

最让老人们感慨的是那份“养老保障”：手脚灵便的加入物业公司，负责环卫保安，六十五岁退休后可领养老金；体弱多病的每月从居委会领取足够维持生活的补助；孤寡老人则住进设施齐全的养老院。至于青壮劳力，大半已进入新建的纺织厂、机械厂、造船厂，成为中国内地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

“都到齐了？”陆文渊拄着拐杖清点人数。这位六十二岁的老秀才，今日特意换上压箱底的明制道袍，发髻梳得一丝不苟。

“齐了，齐了！”人群里有人应道。

老人点点头，转身望向那片熟悉的村落。白墙黑瓦的屋舍在晨雾中若隐若现，村头那棵三百年的银杏树依然枝干虬结，可他知道，这一切即将成为永远的记忆。

如今的浦东，已是清廷权力触角无法触及的存在。

松江府衙每年从特区管委会领取一百万银元的固定税收与其他股利分成，作为交换，撤走了所有衙役、巡检，将行政权拱手相让。整个浦东俨然成为大清版图内一个“法外之地”。

自然有官员士绅眼红这块肥肉。但当他们看见黄浦江上巡弋的白色舰艇、街头执勤的武装警察，以及那些连英美法领事都要退让三分的特区军人时，所有非分之想都化作了识时务的沉默。

对岸的外滩租界虽已初具规模，但与浦东日新月异的变化相比，不过是皓月旁的微星。殖民者们只能躲在租界的高墙后，目瞪口呆地看着对岸一座座工厂拔地而起，一栋栋高楼刺破天际。

自从浦东油库与崇明岛军港建成，特区又调来了四艘海警涂装的990型护卫舰及数十艘高速巡逻艇，事实上掌握了长江航道的控制权。西方船只，即便是军舰，未经许可也只能停泊在长兴岛外的指定锚地。武装商船须在崇明岛接受检查、登记、封堵炮口、关闭炮窗，才能获准进入内河。

这番景象，却让南京的江苏巡抚徐广缙心中暗自称幸。

这位曾在鸦片战争期间参与广州布防、亲眼见过洋舰巨炮的官员，对海上力量有着清醒的认知。去年他从广东调任江苏，面对《南京条约》后门户洞开、无险可守的长江防线，日夜忧心如焚。然而，他比旁人更清楚另一重事实：那能将横行海上的西洋舰队打得溃不成军的香江特区，其力量远超洋人百倍。

如今特区舰队进驻黄浦江，一举压制了洋人的气焰，虽是过江猛龙，却也阴差阳错地成了挡住西洋豺狼的屏障。他乐见其成，更明白该如何向朝廷回话；与其惹怒这头无法力敌的猛龙，不如顺势而为，借其力以制洋夷。

他不仅暗示松江府对特区“行个方便”，更将各地官员弹劾浦东的奏章悉数压下。在给道光皇帝的密折中，他如此写道：

“香江海客，船坚炮利，洋夷屡战屡败，不敢僭越半步。若强行驱离，恐招致比洋夷更甚之祸。彼等自称华夏后裔，依律开发浦东，年纳百万税银，更能拒洋夷于长江口外，保我东南安宁。虽为化外之民，实可作大清屏障。当以‘以蛮制夷’之策处之，切不可逼其反目。”

养心殿内，道光皇帝盯着这份奏折良久，最终朱笔未批，只将它与一堆弹劾奏章一同压进了箱底。这位精于算计的皇帝心里明白：能打得洋人满地找牙的势力，岂是八旗绿营能对付的？只要不公然扯旗  造  反，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拆迁仪式现场，浦东大学三千学子也前来观礼。

军政系的左宗棠站在人群前列，身旁是同窗好友李  鸿志：这位刚从前线归来的“兰芳战斗英雄”，如今以进修军官的身份重返校园。

李  鸿志是李鸿章的化名。在婆罗洲战役中展现出的外交手腕与大局观，让特区高层看到了他在这方面的天赋。战事甫定，管委会便一纸调令将他召回，安排进入浦东大学军政系深造，为将来更重要的岗位做准备。

这个安排背后还有段温情，应林薇薇的请求，让这位年轻军官能与家人团聚。他的父亲李文安，如今已是浦东开发集团的重要董事。

于是，历史上本该势同水火的两位名臣，在这个时空成了同窗挚友。此刻两人并肩而立，看着眼前这场颇具象征意义的仪式。

“破旧立新，”左宗棠轻声道，“陆家嘴如此，天下又何尝不是？”

李鸿章点头：“只是这‘新’究竟为何物，还需你我细细思量。”

两人说话间，仪式已进入高潮。

浦东工程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二，今日特意亲自驾驶那台从特区运来的轮式铲车。作为最早参与浦东建设的“元老”，他对这片土地的感情复杂难言。

他是陆家新村的建设者，新村每块砖瓦都浸透着他和工友们的汗水。可眼前这片即将消失的老村，毕竟是他祖辈生活过的地方。那些低矮的屋舍、曲折的巷道、村口的古井，承载着无数童年的记忆。

“吉时已到——”陆文渊苍老而洪亮的声音响起。

老人面向祠堂方向，带领全族三叩九拜，祭告祖先。礼毕，他理了理道袍衣襟，高声宣布：

“陆家嘴老村拆迁，开始！”

王二深吸一口气，推动操纵杆。铲车轰鸣着驶向已搬空的陆氏祠堂，钢铁挖斗高高举起，对准那面斑驳的砖墙。他心中默念：老祖宗们都在新村的新祠堂安了家，这旧的就让它过去，以后陆家嘴必成浦东的明珠！

“轰——”

尘土飞扬中，墙面应声倒塌。烟尘如时光的帷幕，缓缓笼罩这个存在了数百年的村落。

人群寂静了片刻，随即爆发出复杂的叹息与掌声。有老人偷偷抹泪，有孩童兴奋欢呼，更多的中年人则露出释然的神情；他们知道，更好的生活在这片土地等着他们。

根据规划，拆迁后的陆家嘴将兴建中国内地第一座全钢结构广播电视塔。

塔高158米，虽不及后世东方明珠的宏伟，却已是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高”。塔身设计借鉴了穿越者记忆中的轮廓，可视为东方明珠的缩小版。

更值得称道的是，特区电子部门经过数年攻关，成功实现了电子管彩色显示器的量产。最大屏幕达到61厘米（约24英寸），可接收十二套电视节目。民用电视机已形成18吋、20吋、24吋三个系列，成为继收音机之后又一改变民众生活的产品。

浦东广播电视台作为内地首家现代传媒机构，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设备调试与人员培训。用不了多久，电波就将把特区的影像与声音，传遍长江东岸。

自浦东大开发启动以来，这片土地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蜕变。

除了徽商集团，江南商帮、粤闽商贾也纷纷在此设立商馆。最早与特区达成合作的林则徐，虽已调任陕西，却始终关注特区。此番，他派来了最可靠的旧部李明道。此人身份特殊，既是特区海南省省长李明远之弟，又曾长期追随林则徐，当年经办与特区的火炮交易，便是由他经手。如今，由他率领山陕商团南下浦东，主持兴建山陕会馆，正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

走在新区的街道上，会看见一幅生动的景象：旧式的辫子马褂尚未绝迹，而更多的人们，无论老少，已换上了特区流行的各式服装。年轻人多穿着利落的休闲服或挺拔的工作夹克；公务员和教师们则常见款式简洁的行政夹克或立领中山装；至于年长者与讲究传统的人士，则更偏爱改良后便于行动的汉服或长衫。

发型亦然，短发、板寸已成新风尚，亦有年长者郑重地挽起发髻。这一切变化皆非强制，而是新风潮与旧习俗在碰撞中自然形成的风景。管委会从未对服饰发型作强制要求，这一切变化都源于民众自发选择。唯一的禁令是“反对缠足”，所有政府部门严禁录用缠足女性，这项政策直接催生了轰轰烈烈的“放足运动”。

值得庆幸的是，此时汉族女性的缠足尚未发展到后期那种敲断趾骨的变态程度。历史上那种畸形的“三寸金莲”文化，本是太平天国运动后某些士绅阶层对女性施加的残酷束缚。而在这个时空，拜上帝会从未成立，洪秀全仍在花县做着私塾先生。冯云山、洪仁玕等人在参加特区举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后，转而投身于农业改良事业。

如今在广西金田地区，以冯云山、洪仁玕、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为核心的农会组织，正凭借特区提供的良种、化肥、技术以及严密的市场网络，带领农民走向富裕。这股扎根乡土、务实进取的力量，远比历史上那个虚幻的“天国”更坚实，也更危险。至少对龙椅上的道光皇帝而言如此。

黄昏时分，拆迁现场已清理大半。

左宗棠与李鸿章漫步在废墟边缘，远处陆家新村的灯火渐次亮起，与对岸外滩租界的煤气灯遥相呼应。

“季高兄，”李鸿章忽然开口，“你说百年之后，史书会如何记载今日？”

左宗棠沉默片刻，指向正在奠基的广播电视塔工地：

“或许会写：1846年冬，浦东陆家嘴，一群人在废墟上立起了一座高塔。塔顶的灯光，照亮了一条前所未有的路。”

两人相视一笑，转身走向那片璀璨的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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