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一年冬，紫禁城。

大婚的喧嚣早已散去，坤宁宫东暖阁里，红烛燃尽，喜字褪色，只余下一股挥之不去的冷清。婉容坐在梳妆台前，铜镜里映出一张苍白的脸。她已卸去凤冠，只留一支素银簪子挽住发髻，身上那件明黄绣凤礼服，此刻显得格外沉重，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

入宫已三个月。她这个“皇后”，却从未真正被“临幸”过。溥仪夜夜宿于养心殿，或读书，或与庄士敦交谈，或独自枯坐，仿佛她这个妻子，只是宫苑里一尊没有生命的玉雕。

她并非不明白。他的心，早已不在这方寸之地。五年前张勋复辟的闹剧，虽只持续了十二天，却如烙印般刻在了他的骨血里。那十二天，他重新穿上龙袍，坐上太和殿的宝座，接受百官朝贺——那是他离“皇帝”之位最近的一次，也是最远的一次。此后，他虽仍居紫禁城，保留尊号，却不过是民国政府供养的“逊帝”，一个被历史遗忘的符号。

他娶她，或许只是为了维持这最后一点“皇家体面”。她的家世、她的容貌、她的才情，都成了装点这具空壳的锦缎。

婉容起身，走到窗边。窗外，御花园一片死寂，只有几只乌鸦在枯枝上哀鸣。她想起自己在天津的家，父亲荣源是内务府大臣，家境优渥，她自幼习英文、弹钢琴、学绘画，生活自由而明媚。那时的她，何曾想过会踏入这吃人不吐骨头的深宫？

“娘娘，”贴身宫女素心轻声进来，“皇上……皇上又去书房了。”

婉容点点头，没有说话。她早已习惯。

她开始学着在这死寂中寻找一点生机。她向溥仪请求，允许她在宫中设立一个“书房”，添置些英文书籍和钢琴。溥仪同意了，却从未踏足过那里。她便日日在书房里读书、弹琴，琴声悠扬，却无人倾听。

她也开始写诗。诗中多是些孤寂之语，如：“深宫锁寂寥，花落无人扫。”“明月照空庭，独倚栏杆晓。”她不敢让别人看，只悄悄藏在琴谱夹层里。

一日，她在御花园的角落，发现了一株野梅。那梅树无人照料，却在寒风中傲然绽放，暗香浮动。婉容蹲下身，久久凝视着它，忽然泪如雨下。

她觉得，自己就像这株野梅，在绝境中，也要开出自己的花。

然而，宫廷的冰冷，终究不是她能抵御的。

端康太妃（瑾妃）对她始终不冷不热，时常以“规矩”压她。其他太妃更是视她为外人，言语间多有讥讽。宫女太监们虽不敢明着怠慢，却也无人真心亲近。她这个“皇后”，成了紫禁城最孤独的人。

更让她心寒的是，溥仪对她的“存在”，似乎毫无察觉。他可以与庄士敦谈笑风生，与溥杰下棋对弈，却很少主动与她说话。偶尔在饭桌上相遇，也只是沉默地吃饭，仿佛对面坐着的是一个陌生人。

婉容曾试图靠近他。一次，她在书房外听到他与庄士敦谈论国际局势，便鼓起勇气走进去，想参与讨论。可她刚开口，溥仪便淡淡地说：“这些事，你不必懂。”

那一刻，她彻底明白了。

民国十三年十一月，冯玉祥逼宫。

紫禁城的宫门被强行打开，溥仪、婉容、文绣，以及少数随从，被勒令在两小时内离开。没有礼炮，没有朝贺，只有冰冷的枪口和催命的时限。

婉容站在乾清宫外，回望这座住了两年的宫殿。红墙黄瓦，依旧辉煌，却再也不属于他们。

她忽然想起自己入宫时，父亲荣源说的话：“你是皇后，要为大清守住最后一点体面。”

可如今，体面尽失。

她和溥仪坐上一辆黑色轿车，驶出神武门。车窗外，是喧嚣的民国街道，行人匆匆，无人驻足。

他们去了天津。

天津日租界，张园。

这是前湖北提督张彪的宅邸，占地广阔，中西合璧。日本领事馆出面斡旋，将其租借给溥仪作为“行在”。园内亭台楼阁，假山流水，一应俱全，却终究不是紫禁城。

溥仪住进张园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宫廷礼仪”。他在园中设立“小朝廷”，每日召见遗老遗少，批阅“奏章”，甚至发行自己的“皇帝债券”。他依旧自称“朕”，婉容依旧是“皇后”，文绣是“淑妃”。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自欺欺人。园外，是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园内，是早已失效的黄龙旗。他们的“朝廷”，不过是一个自娱自乐的舞台。

婉容对此感到深深的疲惫。她本以为离开紫禁城，能获得一丝自由，却没想到，溥仪只是把“皇宫”搬到了天津。他更加沉迷于复辟大业，整日与郑孝胥、罗振玉等遗老密谋，甚至与日本特务频繁接触。

她成了他“皇后”身份的装饰品。每逢有重要客人来访，她必须盛装出席，端坐在溥仪身旁，微笑、行礼、沉默。散场后，她便独自回到房间，对着镜子发呆。

她开始怀念紫禁城里的孤独。至少在那里，她还能与自己对话。而在天津，她连孤独的资格都没有——她必须时刻扮演“皇后”。

一个冬日的午后，婉容在园中散步，偶然听到两个日本特务的对话。

“溥仪君真是个理想的傀儡。”一个日本特务用生硬的中文说，“他一心想复辟，正好可以为我们所用。”

“是啊，”另一个附和道，“等我们在满洲站稳脚跟，就让他当‘皇帝’。一个听话的皇帝，总比一个不听话的军阀好用。”

婉容躲在假山后，听得心惊肉跳。她终于明白，溥仪的“复辟梦”，不过是日本侵华的一枚棋子。他以为自己在利用日本人，殊不知，他早已被日本人牢牢掌控。

她想提醒溥仪，却又不敢。她知道，在他心中，复辟高于一切，包括她的感受。

文绣的处境比婉容更糟。

她本就不受溥仪宠爱，来到天津后，更是被彻底冷落。溥仪只把她当作一个需要供养的“妃嫔”，连看都懒得看她一眼。

一日，文绣在花园里遇到婉容，两人相对无言。良久，文绣才说：“皇后娘娘，我们……是不是该醒醒了？”

婉容看着她，眼中满是悲凉：“醒了，又能如何？”

文绣没有回答，只是转身离去。不久后，她便提出了离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妃子休皇帝”，震惊全国。

溥仪对此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奇耻大辱。他下令将文绣软禁起来，却终究无法阻止她离开。文绣走后，婉容的处境更加尴尬。她成了溥仪唯一的“配偶”，却依旧得不到他的爱。

她开始用鸦片麻痹自己。起初只是为了缓解失眠，后来便成了依赖。她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眼神空洞。她觉得，只有在烟雾中，她才能忘记自己是“皇后”，忘记溥仪的冷漠，忘记这个荒诞的世界。

1929年，溥仪搬进静园。

静园，意为“静观变化，静待时机”。这是他在天津的最后一处居所，也是他复辟梦想最炽烈的地方。

他在这里，与日本关东军代表秘密会面，接受他们的“援助”。他甚至开始学习日语，准备将来在“满洲国”使用。

婉容对此感到绝望。她看着溥仪一步步走向深渊，却无能为力。她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提醒他，比如在他书房里放一本《田中奏折》的复印件（日本侵华的秘密计划），但溥仪看都没看，就扔在了一边。

她终于明白，他早已被权力的幻影蒙蔽了双眼。他爱的，从来不是她，也不是大清，而是“皇帝”这个身份。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他们正式邀请溥仪出任“执政”。

溥仪欣喜若狂，认为自己的复辟大业终于要实现了。他不顾婉容的反对，毅然决定前往东北。

临行前夜，婉容找到他，哭着说：“皇上，别去！那是个陷阱！”

溥仪却冷冷地说：“你不懂。这是朕的天命。”

婉容看着他，忽然笑了。她笑自己，笑他，笑这个时代。

她最终还是跟着他去了东北。她知道，她逃不掉。她的命运，早已与他紧紧捆绑在一起。

在离开天津的火车上，婉容望着窗外飞逝的风景，心中一片茫然。

她想起自己刚入宫时，父亲荣源说的话：“你是皇后，要为大清守住最后一点体面。”

可如今，体面尽失。

她成了“天津愚公”身边最孤独的影子，一个被时代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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