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至前夜，王雅萍做了个梦。

梦里她站在一片雪地里，四周白茫茫望不到边际。远处有幢房子，窗户透出暖黄色的光，隐约能听见屋里传来笑声和碗筷碰撞的声音。她想走过去，脚却像钉在雪里，怎么也挪不动。低头一看，才发现雪已经埋到了膝盖。

醒来时窗外还是黑的，手机显示凌晨四点十七分。丈夫张建明在身边打着均匀的鼾声，一只手习惯性地搭在她腰上。王雅萍轻轻移开他的手，起身走到客厅。

茶几上放着婆婆昨天送来的冬至礼盒——两袋速冻饺子、一盒芝麻汤圆、还有一小瓶她自制的腊八蒜。礼盒用红色塑料袋装着，袋口打了个死结。王雅萍盯着那个结看了很久，最终没有打开。

六点半，张建明醒了。“今天冬至，妈说十一点前到就行，大哥他们也会去。”

“我公司有点事，处理完再去。”王雅萍背对着他说，手里整理着早已整齐的沙发靠垫。

“周六能有什么事？”

“报表没做完，周一要交。”她的声音平静得听不出情绪。

张建明沉默了一会儿，走进厨房开始烧水。水壶嗡嗡作响时，他说：“妈特意嘱咐让你早点去，说拌凉菜得你来，她拌的总是不够味。”

王雅萍没接话。她走到窗前，看着楼下光秃秃的梧桐树。树梢上挂着一片孤零零的枯叶，在北风里瑟瑟发抖。

八点，张建明出门去菜市场买鱼。婆婆昨天交代过，要买条新鲜的草鱼，做她最拿手的红烧鱼块。王雅萍站在阳台上看他走出单元门，手里拎着那个用了五年的蓝色购物袋，脚步匆匆。结婚七年，每个节日都是这样度过的——提前三天开始准备，当天一早忙碌，中午在婆婆家聚餐，晚上回来时带着剩菜和疲惫。

她突然想起刚结婚那年的冬至。那时婆婆拉着她的手说：“雅萍啊，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人了，过节都得回来，一个都不能少。”当时她心里暖暖的，觉得终于有了归属。现在想来，那句话更像是命令，而非邀请。

九点十分，王雅萍给部门经理发了条微信请假，然后换了身衣服走出家门。她没有开车，而是坐了公交，漫无目的地从城东晃到城西。

这座城市在她三十三年的人生中变化巨大。小时候住的老街区已经拆迁，变成了购物中心；第一次约会的电影院改成了健身房；甚至她和张建明相亲的那家咖啡馆，如今也成了连锁奶茶店。一切都在变，只有婆婆家的冬至聚餐，七年如一日。

她在人民公园下了车。冬天的公园人不多，几个老人穿着厚厚的棉衣在打太极拳，动作缓慢如水中游鱼。长椅上坐着个中年女人，正对着手机视频里的孩子说：“宝贝听话，妈妈过年就回去。”

王雅萍在另一张长椅坐下，拿出手机。家庭群里已经热闹起来。婆婆发了好几条语音：

“建明鱼买好了吗？要三斤左右的，太大不入味。”

“老大，你媳妇的腿好点没？能过来吗？”

“小玲，你到哪儿了？记得带点饮料。”

接着是大嫂的回复，一条文字消息：“妈，我腿疼得厉害，实在走不了路，你们先吃别等我。”

王雅萍盯着那条消息，拇指在屏幕上方悬停片刻，最终什么也没发。她关掉微信，打开地图，手指随意滑动。城市在她指尖放大缩小，像一件精致的玩具。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未真正探索过这座生活了十年的城市——每次出门都有目的地，超市、公司、婆婆家，三点一线。

她决定去城北的老图书馆，那是她大学时常去的地方，毕业后就再没去过。

图书馆还是老样子，红砖外墙爬满了枯萎的爬山虎。阅览室里只有寥寥几人，空气中弥漫着旧纸张和灰尘的味道。王雅萍在哲学区停下，抽出一本蒙田随笔集。翻开书页，一句用铅笔划了线的话跳入眼帘：“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是一个人懂得如何做自己的主人。”

她想起第一次见大嫂的情景。五年前的春节，大嫂刚嫁进来不久，在厨房里忙前忙后。婆婆不停指挥：“芹菜切细点”“肉要逆着纹路切”“这个菜太咸了”。大嫂只是点头，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饭后王雅萍主动帮忙洗碗，大嫂小声说：“我真羡慕你，上班忙，不用天天来做饭。”

“你也可以找工作啊。”王雅萍当时说。

大嫂苦笑：“你大哥说家里不缺我那点钱，让我照顾好家就行。”

后来王雅萍才知道，大嫂有关节炎，阴雨天就疼得厉害。但每次家庭聚会，她还是会准时出现，在厨房一站就是两三个小时。只有去年夏天，她住院做小手术，才“合法”缺席了一次中秋聚餐。

十一点半，张建明打来电话。

“你到哪儿了？妈问了好几次了。”

“公司的事还没处理完，你们先吃，别等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什么事这么急？今天冬至，全家就差你了。”

“真的是急事。”王雅萍看着窗外光秃秃的树枝，“你们先吃，我尽量赶过去。”

挂断电话后，她走到图书馆的天台。从这里能看到大半个城市，远处高楼林立，近处是老旧的居民区。婆婆家就在三公里外那个灰扑扑的小区里，六楼，阳台外挂着密密麻麻的晾衣杆。此刻，那间不到八十平米的房子里应该挤了七八个人，厨房烟气腾腾，电视开着没人看，孩子们在狭窄的客厅里追逐打闹。

而她在这里，站在城市上空，第一次感到呼吸顺畅。

中午十二点，王雅萍在图书馆附近的小面馆要了碗牛肉面。店里只有她一个客人，老板在柜台后刷手机，老板娘坐在门口摘菜。电视里播放着冬至特别节目，主持人笑容可掬地说：“冬至大如年，人间小团圆。”

面很烫，她吃得很慢。隔壁桌来了对年轻情侣，女孩撒娇说不想去男方家过节，男孩哄着：“就去吃个饭，吃完我们就走，带你去看电影。”王雅萍听着，嘴角浮起一丝苦笑。七年前，张建明也说过类似的话。

吃完饭，她沿着护城河慢慢走。河水结了层薄冰，几个孩子在岸边试探着扔石子。有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成功将石子扔到对岸，兴奋地跳起来，被妈妈一把拉住：“小心滑下去！”

王雅萍想起儿子浩浩。五岁的他今天应该在婆婆家和堂哥打闹，把饺子馅弄得满地都是，然后被公公轻声呵斥。浩浩越来越不喜欢去奶奶家，上周还说：“妈妈，为什么每个星期六都要去？我想去游乐园。”

当时张建明说：“因为那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

“可是我不想团聚。”浩浩嘟着嘴。

张建明脸色一沉，王雅萍赶紧打圆场：“下次妈妈带你去游乐园。”

下次，下次，总是下一次。她发现自己越来越擅长拖延和敷衍，对儿子，对丈夫，也对自己。

下午两点，她逛进一家手工艺品店。店里摆满各种陶瓷制品，店主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正在转盘上拉坯。泥土在她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随着转盘旋转，渐渐变成优雅的花瓶形状。

“想试试吗？”老太太抬头问。

王雅萍摇摇头，“我就看看。”

“今天是冬至，怎么一个人逛？”老太太边修整瓶口边问。

“家里人聚餐，我偷个懒。”

老太太笑了，“聪明。我以前也是，一到过节就头疼，七大姑八大姨的，问东问西。现在老了，反倒清静了。”

王雅萍看着架子上那些杯碗碟盘，每个都不完美，有的釉色不均匀，有的形状略歪，但都透着手工的温度。她拿起一个小陶碗，碗底刻着一行小字：自在。

“这个多少钱？”

“喜欢就拿去，今天冬至，送你了。”老太太擦擦手，“自己做的东西，不值几个钱。”

王雅萍道了谢，将小碗小心地包好放进包里。走出店门时，老太太说：“姑娘，日子是自己的，怎么舒服怎么过。”

那一刻，王雅萍突然想哭。

下午三点，她坐在商场咖啡厅里，看着人来人往。很多都是一家老小，手里提着购物袋，孩子们兴奋地跑来跑去。她想起去年的冬至，那天大嫂腿疼得脸色发白，但还是坚持包完了所有饺子。饭后王雅萍主动洗碗，发现大嫂偷偷在阳台抹眼泪。

“怎么了？”她问。

大嫂摇摇头，“没事，就是疼得厉害。”

“疼就别勉强啊。”

“那怎么行，”大嫂苦笑，“少一个人，妈会不高兴的。”

当时王雅萍不理解，现在她懂了。在这个家庭里，“团圆”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缺席需要理由，而且是足够有说服力的理由——最好是生病、加班，或者其他无法抗拒的因素。单纯地“不想去”是不被允许的，那意味着破坏家庭和谐，意味着自私。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小姑子张玲。

“二嫂，你什么时候到？妈把鱼留着没做，说等你来了再做。”

“你们先做吧，我真可能赶不过去。”

“那怎么行，”张玲压低声音，“妈脸色已经不好看了，大哥和大嫂吵了一架，因为大嫂不来。你就别添乱了。”

添乱。这个词刺痛了王雅萍。原来她的缺席不是个人选择，而是给这个家“添乱”。

“我知道了。”她挂了电话。

四点半，天色开始暗下来。冬天的白昼短暂得像一声叹息。王雅萍坐地铁回家，车厢里挤满了人，各种食物的气味混杂在一起——糖炒栗子、烤红薯、韭菜盒子。有人手机外放着短视频，夸张的笑声在密闭空间里回荡。

她闭上眼睛，想起七年前第一次在张家过冬至的情景。那时婆婆对她格外热情，不停夹菜，夸她能干。她受宠若惊，觉得终于找到了第二个家。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也许是第二年，当她拌的凉菜得到所有人称赞时，这道菜就成了她的“固定任务”。也许是第三年，当婆婆自然而然地把围裙递给她，说“厨房交给你们年轻人”。也许是第五年，当她的加班开始被质疑“是不是不想来”。

义务一旦变成习惯，感激就会变成期待，期待又会变成要求。而要求一旦不被满足，就会变成失望和指责。

五点半，王雅萍到家时，张建明还没回来。她打开灯，空荡荡的房间安静得能听见冰箱的嗡嗡声。她拿出那个小陶碗，放在餐桌中央。粗糙的质感，不规则的形状，釉色从浅褐渐变成深棕，像秋天土地的颜色。

六点一刻，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响起。张建明回来了，手里提着两个保温盒。

“妈让带的饺子，还有菜。”他把盒子放在桌上，脱下外套，“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公司有事。”

“什么事忙到晚上六点？”张建明的声音里带着疲惫和不满，“你知道今天中午什么样吗？”

王雅萍转身面对他，“什么样？”

“大哥和大嫂吵架，因为大嫂没去。妈把鱼留着没做，说你和嫂子都不在，她做不好。凉菜也没人拌，我去楼下熟食店买，妈又说外面的不干净。最后是我和大哥擀皮，小玲和爸妈包饺子。浩浩和小宝闹着没爱吃的菜，饭也没吃好。”

他说得很快，像憋了一下午的气终于找到出口。王雅萍静静地听着，等他停下来，才说：“所以呢？”

“所以？”张建明不可置信地看着她，“所以今天一团糟！就因为你和嫂子都不去！”

“大嫂是腿疼，走不了路。”

“那你呢？你是什么理由？”

两人对视着，空气凝固了几秒。王雅萍深吸一口气，“我就是想一个人待着，这个理由够吗？”

张建明愣住了，他没想到妻子会这么直接。结婚七年，王雅萍一直是温和的、顺从的，很少表达反对意见。即使有不情愿，也会用委婉的方式。

“今天冬至，”他的语气软下来，“一家人团聚的日子。”

“然后呢？团聚的意义是什么？是所有人都必须到场，不管愿不愿意？是必须按照妈的安排，吃一样的菜，说一样的话？”王雅萍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张建明，我问你，如果明年我不想去了，可以吗？”

这个问题让张建明措手不及。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你看，你连想都没想过这种可能性。”王雅萍苦笑，“因为在你的观念里，这根本不是一个选项。就像大嫂，腿疼得走不了路，还要被责怪为什么不去。就像我，必须找‘正当理由’才能缺席。我们在这个家里，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吗？”

“不是没有权利，是...”张建明试图解释，却发现自己词穷。

“是什么？是传统？是孝顺？还是你根本不敢挑战你妈的权威？”王雅萍摇摇头，“你知道吗，今天我一个人在外面，去了七年没去过的图书馆，看了会儿书，散了会儿步，吃了碗面。这是我结婚以来，最轻松的一个冬至。”

张建明看着妻子，突然发现她眼角有了细纹，鬓角有了几根白发。他想起刚认识时的王雅萍，那个爱笑、爱旅行、会在周末突然拉他去爬山的女孩。什么时候开始，她变成了现在这样，沉稳、克制，甚至有些疏离？

“你是不是...不开心很久了？”他问，声音很轻。

王雅萍没有立刻回答。她走到窗前，看着对面楼里亮起的灯光。每扇窗户后面都有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矛盾，自己未说出口的话。

“我不知道，”她终于说，“我只是累了。累于每次过节前的紧张，累于在厨房站三四个小时，累于担心自己做的菜不合口味，累于明明不想去却必须找借口。张建明，我嫁给你，不是嫁给你全家。我想有选择的权利，有说‘不’的自由，这过分吗？”

张建明坐下，双手搓着脸。长久以来，他扮演着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的角色，努力平衡各方，却从未真正思考过妻子的感受。在他看来，家庭聚餐是理所当然的事，是维系亲情的必要方式。他从未想过，这种维系对妻子而言可能是负担。

“妈年纪大了，就想一家人聚聚。”他试图解释。

“那聚的方式只有一种吗？必须在她家，必须她主导，必须每个人都到？”王雅萍转身面对他，“我们可以轮流做东，可以去餐厅，甚至可以各过各的然后视频。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她的方式来？”

“因为她是我妈。”

“那我是你妻子。”王雅萍走到他面前，“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不应该只有你原生家庭的影子。应该有我们自己的样子，自己的传统，自己的选择。”

两人沉默了。厨房的钟滴答作响，每一秒都拉得很长。

“今天中午，”张建明缓缓开口，“其实妈说了句话。她说，‘雅萍是不是生我气了？’”

王雅萍一愣。

“我说不会，你只是工作忙。但妈摇摇头说，‘她最近来家里都不怎么说话，我感觉得到。’”张建明抬起头，“她其实知道你不开心，只是不知道怎么办。”

这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王雅萍心中某个锁着的盒子。她忽然意识到，婆婆可能也不是故意为难她，只是困在自己的认知和习惯里。两代人，两个家庭背景，两种对“家庭”的理解，在这个小小的节日聚餐上碰撞、摩擦。

“建明，”她坐下来，“我不是讨厌你妈，也不是不想见家人。我只是...需要空间，需要尊重我的选择和节奏。就像大嫂，她腿疼，就应该理直气壮地休息，而不是觉得愧疚。就像我，如果某天想一个人待着，就应该能说‘今天我不去了’，而不需要编理由。”

张建明握住她的手。她的手很凉，指尖有常年做家务留下的薄茧。

“我明白了，”他说，“给我点时间，让我跟妈沟通。但你也得理解，改变需要过程。”

“我知道。”王雅萍看着桌上的小陶碗，“但至少从今天开始，我们得尝试。为了我，为了你，也为了浩浩。我不希望他长大后，也觉得家庭聚会是种负担。”

晚上八点，他们热了饺子当晚饭。王雅萍拌了简单的黄瓜丝，淋上醋和香油。两人对坐吃饭，电视里放着无关紧要的综艺节目。

“今天中午的饺子其实不好吃，”张建明突然说，“皮太厚，馅太咸。浩浩只吃了三个。”

王雅萍笑了，“下次还是我来吧。”

“但下次我们可以晚点去，或者带两个菜就行，不用从头忙到尾。”张建明看着她，“这是我能想到的折中办法，可以吗？”

王雅萍点点头。这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是个开始。婚姻就像这顿简单的晚餐，需要妥协，需要让步，也需要坚持自己的底线。

九点，儿子浩浩被大哥送回来。小家伙一进门就扑进王雅萍怀里。

“妈妈，你今天为什么没来？奶奶做了饺子，但不好吃。”

“妈妈有事。”王雅萍亲了亲他的额头，“下次妈妈给你包你最爱吃的虾仁饺子，好吗？”

“好！还要那个兔子形状的！”

哄睡浩浩后，王雅萍走到阳台上。夜空清澈，能看见几颗星星。城市的光污染让星空黯淡，但仔细看，还是能找到那些微弱而坚持的光点。

张建明走过来，递给她一杯热茶。

“我刚才给妈打了电话，”他说，“说你这段时间工作压力大，可能需要调整一下。她说理解，还让你注意身体。”

王雅萍有些意外，“她真这么说？”

“嗯。其实妈没你想的那么固执，只是不太会表达。”张建明喝了口茶，“她还说，下次聚餐可以让大嫂和你只做一两个拿手菜，其他的她来做或者买现成的。”

这小小的让步让王雅萍心头一暖。也许婆婆也在学习，学习如何与成家的儿子儿媳相处，学习如何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找到平衡。

“对了，大嫂怎么样？”她问。

“腿还是疼，大哥下午带她去医院了。医生说需要理疗，还要注意休息。”张建明顿了顿，“大哥说，以后不会勉强她参加聚会了。”

两个女人的“叛逆”，竟然带来了改变。王雅萍感到一种奇妙的欣慰。也许家庭就是这样，在冲突中调整，在摩擦中寻找新的平衡。没有永远不变的规则，只有不断适应的关系。

十一点，王雅萍躺在床上，却没有睡意。她打开手机，看到大嫂发来的消息：“雅萍，今天谢谢你。”

她疑惑地回复：“谢我什么？”

“谢谢你也没去。”大嫂回得很快，“让我觉得不是我一个人在‘不懂事’。”

王雅萍鼻子一酸。原来在这个家里感到压抑的不止她一个，只是大家都不敢说。她打字：“好好休息，身体最重要。下次见面，我们好好聊聊。”

“好。其实我一直想开个小花店，但不敢跟家里说。你觉得可行吗？”

“当然可行！我有个朋友做花艺培训，可以介绍给你。”

两人聊了半小时，从花店说到孩子的教育，再到未来的打算。王雅萍发现，她和大嫂从未如此深入地交谈过。过去在家庭聚会上，她们总是在厨房忙碌，话题局限于菜怎么做、孩子怎么带。而今天，因为一次共同的缺席，她们反而找到了连接的可能。

关掉手机后，王雅萍看着天花板。今天她走了很远的路，想了很深的问题，最终回到了原点，但这个原点已经不同了。她还是张家的儿媳，还是张建明的妻子，浩浩的母亲，但她也是王雅萍，一个需要空间、需要尊重、需要说“不”的权利的女人。

冬至过去了，黑夜达到最长，从明天开始，白昼将一点点变长。王雅萍想着，也许家庭关系也是这样，在某个临界点后，会朝着光明的方向慢慢转变。不会一蹴而就，但总会改变。

她翻身，轻轻搂住张建明的腰。他半睡半醒间，也伸手搂住她。

窗外，城市渐渐安静下来。远处偶尔传来汽车驶过的声音，像这座不眠之城平稳的呼吸。王雅萍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那个小陶碗，粗糙，质朴，不完美，但独一无二。

就像每个家庭，每段关系，每个人。

她在入睡前想，明年冬至，也许可以提议全家去泡温泉。或者在家简单吃顿饭，然后一起看场电影。又或者，各过各的，然后视频分享彼此的美食。

有很多可能，很多选择。最重要的是，他们开始思考除了“必须如此”之外的其他可能性。

而思考，就是改变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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